編者按：經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編寫的《鄧小平傳（1904—1974）》，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10 周年之際出版發行。這是中央文獻研究室推出的又一部大型領袖人物傳記，它全面記述了鄧小平同志從少年時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又復出工作的這70 年間的主要經歷和活動，反映了他在中國共產黨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而奮斗的歷程中的光輝業績和重大貢獻﹔同時，傳記還展示了傳主在各個歷史時期、重要歷史關節點的深入思考與實踐軌跡，以及他為共產主義理想和崇高事業不懈奮斗的精神境界和品格風范。
一九六○年冬，中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連續兩年大面積自然災害的后果日益凸顯，加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后的繼續“躍進”，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局面進一步加劇，財政赤字巨大，市場供應十分緊張。特別是農業生產遭受重大損失，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為三千四百億斤，比一九五八年實際產量減少六百億斤。一九六○年糧食產量又進一步下降為二千八百七十億斤，比一九五九年還減少五百三十億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由此，城鄉居民糧食供應量大幅度減少，一些地區餓死了人。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原本希望通過“大躍進”運動迅速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使人民盡快過上較好的生活，怎麼也沒有料到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進一步反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嚴重后果和教訓，努力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八屆九中全會，進一步分析國內形勢，確定和落實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按照慣例，全會前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十二月二十二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擬定中央工作會議議程等，並討論整頓工業企業的問題。
三年“大躍進”給工業企業造成很大損害，管理混亂，生產責任制和經濟核算等制度廢弛，設備損壞嚴重，產品質量和勞動生產率大幅降低。
針對這些問題，鄧小平在會上提議，起草一個像上年中共中央針對農業問題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緊急指示信”）那樣的，主要講工業整風方面政策的“憲法”式的文件。他說：
“現在攤子相當亂，要把總政策理出來，然后分口搞指示。如，工農業挂鉤，工業支援農業，一定要建立在等價交換基礎上，廠廠協作不允許把國家計劃內的物資搞走，這些在政策上都要規定清楚。過去行之有效的對生產技術和勞動組織整頓的制度也要寫進去。現在對糾正農村錯誤已有一套方法，工業方面掌握材料還不多。工業情況同農村不同，生產是連續不能停，破壞起來損失嚴重，廠礦企業整風可以在總結經驗的口號下整。”
他還聯系農村“共產風”和弄虛作假的現象，指出：“根本的是我們這個國家沒有制度和紀律”，工業企業整風要分批和有步驟地搞，要求少講多做，從正面批評缺點，並要講得適當。
鄧小平這時對工業發展形勢的看法還比較樂觀。他認為：工業生產集中，工人隊伍也比農民好些，整頓見效快。今后兩年隻要抓好農業，放慢工業發展速度，補充缺口，搞好生活日用品生產，再把干部、勞動、技術改革等一系列的政策認真搞好，把過去有的章程加以恢復，這樣矯枉過正幾年就好了。
這是鄧小平在隨后主持制定《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的最初醞釀。制定這個條例，成為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提出要勇於承認錯誤，有多少錯誤就說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麼反什麼。會議總結整風整社試點的經驗，形成《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提出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隊都必須以貫徹執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為綱，進行整風整社，徹底檢查和糾正“共產風”、浮夸風等錯誤。這些，為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制定克服經濟困難的方針政策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備。
鄧小平一邊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還一邊處理了幾件急迫的事情。
從一九六○年夏季以來，全國許多地區嚴重缺糧問題越來越暴露出來。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存糧多的夠用數十天，少的則用不到一個星期。在中央工作會議和接著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期間，鄧小平兩次主持召開書記處會議研究糧食問題。他提出，首先要保証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供應，否則會出大問題。他同意周恩來再增加進口一批小麥的建議，同時又指出：“進口糧食是額外的，基礎還要建立在自給上”，“一定要低標准，‘瓜菜代’搞三年”。他集中書記處討論的意見，提出要全面安排城鄉群眾生活：城市要抓好三店（糧、煤、菜店）一堂（食堂）的工作，以使群眾情緒安定。農村要抓緊落實“緊急指示信”，自留地和養豬等政策還有些要補充。要把基本建設速度放慢，多用到輕工業和民用生產方面。他還提出，要把有關政策定一下，嚴格控制財政、金融、基建、材料調撥等。他設想，通過“在整風中把干部積極性搞起來，把生產搞好”，“再加上利用國際條件，進口三年糧食”，渡過經濟困難。他說“總要花三年時間轉過來”。
在這裡，鄧小平提出了克服嚴重經濟困難的一些具體辦法，也初步提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一些思路。
鄧小平一直關注西藏的工作。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他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關於西藏工作的匯報。第二天，他又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剛從西藏考察回來的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副書記楊靜仁的匯報。西藏從一九五九年平叛以來，基本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民主改革工作取得很大成績。但熟悉西藏工作的鄧小平覺察到，中共西藏工委在工作中或多或少地產生了一些急躁情緒，西藏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步子邁得大了一些。
上年十月下旬，中共西藏工委曾向中央書記處提交《關於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告。《報告》列舉了西藏農業區民主改革任務完成后出現的一些好情況，認為“這些情況，都說明了在西藏地區已開始出現了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某些條件”，從而提出“在今冬明春在農業區重點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由自治區、專區、縣三級試辦”，各級“試辦一個或兩個”。中共中央收到西藏工委的報告后，立即於十一月十五日發出通知，指出“西藏地區在幾年之內不應試辦合作社”。通知盡管發出了，中央還是有些不放心，請正在西藏協助西藏工委工作的楊靜仁作實地考察。
鄧小平在聽取楊靜仁的匯報后，堅決地指出：西藏工作要接受內地教訓，政策要防“左”防急，要穩。“在西藏不要多出章程，多出點子。例如糧食統購統銷的限度，要根據習慣、條件逐步來。要休養生息，改革后讓農民生活天天向上。把內地辦法搬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都是不得了的。”“手工業方面要興辦一些。糧食要少征購，讓農戶存糧自己交換”。“總之，政策要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民家裡有存糧，牛羊多點，修點房子。不要公家‘順手牽羊’。這個政策恐怕不隻三年五年，而是十年八年。這樣安定下來。農富要放在一家一家上，不要放在一團一團上，包括牧區，要一家一家算。要讓群眾真正滿意。合作社五年內不搞，讓農戶富起來。”
鄧小平這時明確提出“要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戶富起來”的思想是非常可貴的。這雖然是對西藏情況說的，但實際上反映了他關於調整農村政策的一個總的指導思想。十多年后，他領導和推動中國農村改革，初衷還是為了讓農民富起來。
鄧小平還指示李維漢主持搞一個能夠“管五年”的關於西藏工作指示，“把經濟政策、統戰政策等包括在內”。不久，中共中央發出由李維漢按照鄧小平的意見組織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對於穩定西藏各方面工作的政策和西藏發展的形勢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是討論通過李富春《關於一九六○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八字”方針的基本內容最初是李富春在一九六○年七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他鑒於當時發現的問題，提出應對國民經濟進行必要的整頓、鞏固和提高。他同鄧小平交換意見，得到鄧小平的贊同和支持，鄧小平認為應該將其作為編制一九六一年計劃的指導思想。八月，國家計委即在向國務院提交的《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提出“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的發展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國務院審議這個報告時，周恩來提議將“整頓”改為“調整”，並增加“充實”二字，由此形成“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方針的核心是調整，主要內容是調整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結構、比例，鞏固生產建設成果，充實新興產業和短缺產品，提高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九中全會初步總結經驗教訓，認識到這幾年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從中央到地方領導干部思想方法上存在主觀主義和片面性，沒有准確了解城市和農村的客觀實際情況，情況不明瞎指揮。為此，毛澤東在這兩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都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說：我們黨在歷史上做調查研究是比較認真的，近些年來我們的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隻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使一九六一年成為一個調查研究年，一個實事求是年，使各級領導在工作中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根據毛澤東講話的精神，中共中央於三月二十三日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要求縣級以上黨委的領導人員，深入基層，親身進行有系統的典型調查。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結束后，鄧小平即決定南下浙江、湖南、福建、廣東、貴州和四川等地，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行前，鄧小平安排了中央書記處和他所分管的鐵道部、石油部的工作。鐵路運輸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他一直是緊抓不放。一月二十四日，他聽取鐵道部負責人的匯報。三天后，他親自召集鐵路系統司局長以上干部會議，研究鐵路工作情況和改進鐵路系統管理體制的問題。考慮到鐵路運輸管理工作的特點，他在講話中要求，鐵路部門立即建立政治部，加強政治工作，黨委書記兼管政治部，搞半軍事化的組織，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保証鐵路正點運行。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提出要盡快恢復包乘制和包檢包修、經濟核算、客貨運整理、安全檢查等制度，“要搞獎勵制，不要搞平均主義”。后來，他從南方調研回京后，又於三月八日和二十八日，兩次聽取鐵道部負責人的匯報和布置檢查工作。
這一時期，在鄧小平的嚴格指導督促下，鐵路系統在全路開展安全正點立功運動，普遍建立了以責任制為中心的各項規章制度，使鐵路運輸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保持暢通無阻，為克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月二十八日晚上，鄧小平偕同楊尚昆等一行乘火車離京南下。他們先在上海、杭州短暫停留，於二月一日到達福州。在福州，他們考察了漆器廠、木刻廠、石刻廠和特種工藝展覽以及福州市郊的黎明人民公社，了解工農業生產和工人、農民的生活情況。四日晚，他們到達湖南省株洲市。五日，參觀了株洲市的三三一廠和三六一廠。這兩個工廠是“一五”計劃時期蘇聯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項重點建設中的兩個項目，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導彈生產廠和冶煉合金廠。鄧小平叮囑廠領導說：“搞工業是科學，蠻干不行。過去幾年的教訓，把老本吃光了，雖然躍進了，但不持久，坐飛機上去，坐電梯下來。在今后的日子裡，領導干部要不斷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努力學習科學技術，變外行為內行。”
接著，鄧小平一行先后到達廣州和昆明，並短暫逗留。在昆明過春節后，他們乘飛機到達成都。在成都郊區的金牛公社，他們作了比較細致的考察。后來，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還專門談到金牛公社的情況。說他們在那裡看到了“從來沒有看到像長得那麼壞的庄稼”，之前社員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他們就是不搞”，“十二條一下去，就看到那裡的人在拼命干”。由此鄧小平指出，搞社會主義建設不僅要政策對，也要方法對，不能隻簡單靠政治挂帥，當然政治挂帥一定不能丟，“但是沒有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的原則還是不行的。沒有按勞分配，他就不盡所能”。
鄧小平一行返京時路經河南，考察了還沒有完全竣工的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這時大壩已經完工，雄偉的一百多米高的大壩鎖住了肆虐的黃河。鄧小平登上壩頂，看到碧波蕩漾的人工湖，高興地贊嘆“黃河水清了！”他提醒在場的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要認識到改造黃河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晚上車到鄭州，他們又在火車上聽取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工作匯報。河南省在“大躍進”中大放“高產衛星”，大搞高指標、高征購和幾個“大辦”，再加上兩年的自然災害，一九六○年冬天出現嚴重的非正常人口死亡。這時省委正在貫徹“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整風整社工作。鄧小平囑咐他們說：“戰勝困難的關鍵在於調動積極性，一個是干部的積極性，一個是群眾的積極性。”“對於干部的處理寧肯不及，不要過，不要隨便戴帽子。”“重要的問題是鼓氣，不要灰溜溜的。要多種蔬菜，多養豬，搞好群眾生活。”
這期間，毛澤東正領導著三個調查組，在浙江、湖南、廣東作調查研究。毛澤東在調查中發現，“緊急指示信”貫徹后，農村糾正“五風”取得一定的進展，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社隊規模過大，特別是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非常突出，導致群眾生產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另外，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下，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各自的職權是什麼，沒有明確的規章制度﹔公社的領導體制基本是“黨委書記一長制”，非常容易再度產生“瞎指揮”和“一平二調”的問題。為了調整人民公社的政策，改善和加強人民公社的管理，毛澤東在南下調查研究中，開始著手主持制定農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條例。
三月四日上午，剛剛回到北京的鄧小平就同周恩來、彭真一起乘機飛往廣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周恩來匯報工業生產和市場供應等情況，毛澤東講話著重談了人民公社體制問題。毛澤東提議全國六個大區分片在北京和廣州召開會議，深入討論人民公社體制問題和正在由陶鑄、陳伯達負責起草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
六個大區的分片會議於三月十日、十一日分別在廣州和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有華東、中南和西南三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三南會議”﹔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有東北、華北和西北三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三北會議”。在“三南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提倡全黨各級領導干部親身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並在會上印發不久前剛找到的他三十年前所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編者注）。三月十三日，他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和彭真等參加“三北會議”的人寫信，要求他們對人民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進行認真調查研究。其中特別提出“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雲、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
“三北會議”第二天，西北各省、區和河北省委的負責人就提出把公社基本核算單位放在生產小隊的意見，這就要改變原來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規定。鄧小平和周恩來將情況向毛澤東匯報后，毛澤東考慮把兩個會合在一起開，以便把問題討論清楚。這樣，就決定提前召開原定於四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三月十四日上午，鄧小平同劉少奇、周恩來及參加“三北會議”的其他人一起，乘飛機到達廣州。當晚，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確定會議主要討論人民公社體制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以及糧食、商業和對外貿易問題，開會方式主要以小組討論為主。
這次會議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各大區及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第一次比較從容地坐下來較為徹底地討論和解決農村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史稱“廣州中央工作會議”。當時農村所出現的嚴峻困難局面，給大家提供了實事求是地認識和討論問題的客觀環境。與會人員暢所欲言，比較透徹地檢查了幾年來工作中的錯誤及所犯錯誤的原因。鄧小平會后評價說：“大家想講的話都講了，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對的就是不對的。”
三月十九日和二十三日，鄧小平先后在中南、華北小組會上和全體大會上講話，總結新中國成立后進行民主改革、恢復國民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教訓，特別是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黨的工作的經驗教訓，強調要保持和發揚黨的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作風。
他說：
全國勝利后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要保証幾億人口的吃、穿、用，那時我們的工作是比較細致、比較謹慎的，黨的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的作風還是保持的。從中央到下面的干部，對情況都比較熟悉，社會主義改造猛是猛，但是都經過試點相當細致，是經過多年政治准備和工作准備，步驟是穩妥的。對搞經濟建設我們不懂，但很長時間搞市場和物價，這方面還是搞得比較好的。在工業方面，我們按部就班搬蘇聯的經驗，發展比較慢，這種狀況必須改變。於是提出是否可以搞得更快一些，搞得更好一些的問題。一九五六年高級合作社運動出現高潮，形勢很好，我們頭腦就不夠冷靜了。資本主義工商業非改造不行，手工業也要改造，但是搞得快變成全民的了。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以后事業興旺起來，我們也有一點經驗了，就比較馬虎了。人民公社在北戴河會議后一哄而起，中央聽取意見也是按級聽匯報，群眾的呼聲聽不大到﹔許多事情沒有充分研究和試點，就是那麼一下子推廣開去，使工作受到相當大的損失。這個教訓是相當深刻的，就是缺乏一個根本的工作方法——調查研究，心中無數，情況不明，辦法當然就不對，因而決心愈大愈糟糕。
鄧小平還在小組會上和三月二十三日的中央工作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誠懇地作了檢查，承擔了責任。他說：
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央的具體工作由書記處主持，作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黨給的權力很大，責任很重。工作做得不是一切都不好，擋門市的日常事務工作還是做得不壞。主席也說，書記處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但在方針政策的制定和檢驗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鋼鐵的第二本賬、糧食產量、公社規模等，我們都是贊成的。有些問題不是沒有察覺，對農業搞虛假曾提出過意見，但對問題只是模模糊糊的感覺，沒有認真下去調查了解把問題摸清楚，給常委同志提出意見。當然在這過程中，也有反對意見和人民來信，我們卻沒有及時抓住問題進行檢查，而且當時覺得總的形勢是好的，不要傷害群眾的積極性，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這幾年工作的錯誤與成績，不管是三七、二八開，還是一九開，教訓都是沉痛的。
針對會上許多人由於集中擺了工作中的錯誤而感到“灰溜溜”的情緒，鄧小平在中南局、華北局小組會上說：不管怎樣，成績肯定是主要的，沒有那麼一種空氣，一千八百萬噸鋼是搞不上去的。搞了這麼多鋼，有了一定的工業水平，搞了這麼多水利，這不是簡單的事情。黨的總路線和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就是方法出了問題，要把這一總的精神掌握住。
鄧小平指出改正錯誤的根本方法是加強調查研究。三月二十七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政策上是解決平均主義，方法上是提倡搞調查研究，縣以上領導機關要把調查研究恢復起來，作為永遠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各中央局，各部門，各系統，各行各業，每一個人都要去解剖一個麻雀，常年的去聯系一個點、兩個點，不斷收集情況。隻有調查研究，你才能心中有數。”此前他在中南局、華北局小組會上的講話中，還特別指出要搞好工業的調查研究。他說：“現在農業比較清楚了，工業還很不清楚。農業上的問題大體相同，而工業則很不同，幾十萬個廠子千差萬別。我們要放下官架子，自己搞出些經驗。”“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這幾年工作不深入，有些浮。”
鄧小平的講話，代表了當時黨內相當多數領導干部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初步反思。但可以看出，這主要還是從具體政策及領導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風上的反思。大家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總的沒有錯，只是具體政策和方法上有錯誤。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原則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草案）和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六十條”草案共十章六十條，明確規定以生產大隊所有制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並強調人民公社各級的規模不宜過大，特別是生產大隊的規模不宜過大，以避免在分配上把經濟水平相差過大的生產隊拉平，避免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草案還規定：在生產隊（包括食堂）分配給社員的現金和實物中，一般地工資部分至少不能少於七成，供給部分至多不能多於三成﹔在一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積極辦好公共食堂。
“六十條”草案的貫徹實行，對於廣大干部群眾認識和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克服城鄉嚴重的經濟困難，推動全黨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工作，轉變黨的作風，產生了重要作用。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於三月二十三日結束后，中共中央領導人身體力行，先后分赴各地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仍在南方繼續指導三個調查組工作，劉少奇從廣州直接回到家鄉湖南作調查，朱德到河南、陝西、四川等地作調查，周恩來則在四月底至五月初赴河北作調查。
鄧小平記著毛澤東三月中旬信中提出的要他和彭真到北京郊區作調查研究工作的意見，但他還需要處理手頭一些急迫的工作。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他先后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鐵道部負責人會議和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報告會等一系列會議，傳達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具體布置各部門開展調查研究工作。他特別重視工業戰線，指示國務院有關部委都要由部長親自搞點，結合調查研究進行工業整風，研究怎樣使工業生產搞得更好一些，為在五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工業計劃問題做准備。
四月三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農業問題的調查研究工作，決定按照毛澤東指示，派出十個調查組分赴“三北”、山東、四川等地的有關省、區調查。會上討論了由廖魯言起草的調查提綱，議定十個調查組的組長和工作地點，即：廖魯言到山西晉東南，胡耀邦到遼寧，謝富治到河北邯鄲，王從吾到黑龍江，錢瑛到甘肅，陳正人到四川，王觀瀾到陝西，徐冰到山東，習仲勛到河南，楊尚昆到河北安國和徐水。
鄧小平在講話中強調了調查研究的內容和方法。他指出：調查研究的內容要以“六十條”草案為核心，“根據各地特點進行調查”，“總的是研究一下歷史發展過程，根據幾個階段的情況比較，整理一部分原始材料，作為研究問題用﹔一部分是概括的，要簡單歸結為幾個問題”，要同農民認真討論，“調查中採取客觀態度，分析各階層、各類型、各種經濟條件不同的農戶”，不存主觀成見，隻以勤務兵、平等、小學生的態度，同地方同志討論。
鄧小平和彭真商定，他們兩人直接帶領和指導五個調查組到北京郊縣開展調查。他帶兩個組到順義，彭真帶三個組到懷柔。
鄧小平把各項工作安排好后，於四月七日下午帶著卓琳和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曹幼民等，加上北京市委派出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大中、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常浦和統戰部部長廖沫沙，輕車簡從，到達順義。他們乘坐的火車悄悄停靠在牛山火車站附近的道岔上。為了不給地方增加負擔，在十多天的時間裡，他們一般就吃、住在火車上。據張大中和當時的順義縣委第一書記李瑜銘后來回憶：“鄧小平在順義時和普通干部一樣，頓頓吃的都是‘瓜菜代’。河裡打上來的水草，煮一煮也擺上了總書記的飯桌。唯一的一次改善伙食，還是經請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
鄧小平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主要採用分別召開縣級、公社級和生產隊級干部座談會的方法作調查。為了了解社員生活的真實情況，他把卓琳派到上輦村農民孫旺家住了一個星期。他派曹幼民到上輦村、張大中到北小營村，重點調查如何克服平均主義、貫徹落實按勞分配原則，以及怎樣辦好食堂等問題。
社隊規模大小，直接關系到農業生產的管理和勞動的效率，更是直接關系到生活資料和收入分配。鄧小平到達順義的第二天，便召集縣委負責人座談會，全面了解農村生產生活情況。在談到調整社隊規模問題時，鄧小平提出：看來還是要根據群眾要求，早些把社隊規模定下來，公社規模的調整可以靠后一些。考慮得充分一些，要聯系到水利、機械化、加工業、手工業、商業、供銷社等問題來考慮。春耕大忙季節來了，要用最快和最簡便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不要耽誤生產。
四月十二日，鄧小平主持召開木林、牛欄山和張喜庄三個公社的黨委書記座談會。會上反映：基層干部、群眾在討論農業“六十條”草案時，提出公社、大隊規模太大，最遠的離公社二十多裡。全縣八個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管轄村子多，窮富差別大，但都被拉平了，群眾生產積極性不高，希望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群眾對瞎指揮有意見，希望國家早點把征購糧的數字定下來，以便心中有數。鄧小平聽取情況反映后明確說：總的原則基礎是三包，多產的可以多留，無論如何不能拉平，各小隊生產結果不同，吃糧就不能一樣。人與人之間勞動有強弱和好壞，工分和口糧也要有差別，而且差別要相當明顯。這樣就能克服平均主義，激發群眾生產和克服各種災害的積極性。
要克服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就必須調整直至廢除生活資料分配供給制。人民公社化以來，實行按人口分配的糧食供給制，糧食分配與社員的勞動質量和數量不挂鉤。“六十條”草案中提出糧食百分之三十按人口分配，百分之七十按勞分配，即三七開。這雖然比過去有了很大進步，但很多群眾認為按勞分配的部分還是少了，提出二八開或一九開，有的甚至提出隻對五保戶或困難戶給予照顧，其余完全按勞分配。但在當時的思想認識條件下，按勞分配的部分太大甚至完全實行按勞分配是很難的。而鄧小平又確實感到在人均年分配七十元以上的比較富裕的生產隊實行三七開沒有問題，而人均年收入五十元以下的生產隊實行三七開就有問題了。於是他提出：“供給制三七開的原則還是要堅持，現在有條件的就可以實行﹔條件不夠的可以把供給制比例縮小一點，將來增產了再實行三七開。”
經過十幾天的深入調查了解后，鄧小平對供給制與實行按勞分配的矛盾有了新的認識。后來，他在調查研究結束后寫的調查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應該廢除三七開的供給制。
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是食堂問題。食堂吃飯不要錢，這曾被認為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優越性的集中表現。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后，對待食堂的態度更被看作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陣地的問題。但食堂一直是群眾意見最多的問題之一。“六十條”草案對食堂的規定比較靈活，提出可以辦多種多樣形式的食堂。那麼食堂到底應該怎樣辦，這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這一次號召調查研究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在開頭幾次座談會上，鄧小平就同縣和公社干部討論了食堂問題。這時，他還是傾向於把食堂辦好。他說：“公共食堂問題是一個大問題，現在群眾的議論很多，要注意一下，正是困難時候不能一哄而散。總的方針還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把優越性表現出來。”他希望真正把食堂辦好，提出要把食堂當作一個企業來經營管理，單獨搞經濟核算，食堂佔用的勞力不能超過百分之十，多了就不合算。
后來，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他的這一思想認識發生了變化。四月十八日，他參觀白廟村公共食堂，在實地更直接地了解到社員群眾對食堂的尖銳意見，隨后在牛欄山公社桑園村召開的社、隊干部會上明確指出：“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以前不管是中央哪個文件上說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導說的，都以我現在說的為准，根據群眾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
在“大躍進”運動中，各地農村不顧實際條件，一哄而起大辦養豬場，勞民傷財。反“五風”后，很多地方又搞“一刀切”，一律停辦養豬場。鄧小平對生產隊的養豬問題很關注，作了詳細了解。四月十五日，他在有生產隊干部參加的座談會上說：“你們是個傳統的養豬縣，社員喜歡養豬，也有經驗，把這個傳統扔了很可惜。一頭豬不僅能賺二十多元錢，肥料還能養二三畝地，一人一頭豬，沒有化肥也能豐收。”“中國大，靠化肥怎麼靠得住？你們這裡土地和水利條件都很好，就是肥料問題制約了糧食生產的發展。”他鼓勵干部們爭取“今年明年，加上后年，搞一人一頭豬”，盡快把養豬事業發展起來，既滿足城鄉人民生活需要，又能增加農民的收入。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北京市和順義縣后來一直把養豬作為農業生產的重點之一，制定獎勵養豬和生豬購留比例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養豬的積極性。順義縣養豬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成為北京市豬肉供應的重要基地。上輦大隊“到一九六二年底，共養豬一千多頭，已經達到每人一頭”。
順義縣是全國的機械化重點縣之一，鄧小平注意了解了這裡的農業機械化問題。在到順義第二天召開的縣委負責人座談會上，他就問機耕的土地是不是產量要高一些？他說：“順義縣地理條件好，應該找出一條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道路來。從耕地、耙地到播種、中耕、收割，將來都要實現機械操作，耕耙當然是基本的，現在做到機耕的地方都要保証耕得好，增加產量。要像管理工業企業那樣來管理農業拖拉機站，拖拉機手的待遇應同工人的待遇一樣。”
四月十六日，鄧小平到城關公社拖拉機站，參觀拖拉機車庫，又看了修配車間，了解各種型號拖拉機的質量和使用、修理等情況。他愛撫地撫摸著露天擺放的農業機具，說：“機械要搞得干干淨淨保管好，搞文明生產，鏈軌板應該洗干淨，機庫也要整理干淨。要蓋幾個棚子把農具放在棚子裡，這樣花不了多少錢，對機械保管有好處。”當拖拉機站負責人介紹機耕、機播和機收小麥的情況后，鄧小平勉勵他們要認真研究拖拉機中耕和收割技術，以及拖拉機抽水和綜合利用等問題。他再次提出，機械化的優越性要表現在增產上，拖拉機站要搞經濟核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要採用工業企業的辦法，搞工資獎勵制度，有獎有罰，對保護機車、提高工效都有好處。此后，順義縣一直非常重視發展農業機械化。經過二十多年努力，終於在八十年代實現農業生產全過程的機械化，糧食畝產達到一千六百多斤，成為全國農業機械化的先進縣和產糧百強縣。
當時，縣、公社和生產隊的干部中，很多人並沒有認識到農業生產萎縮的主要原因是政策上的錯誤，而是簡單地歸結於干部的作風和農村勞動力減少，有的則是認識到了但不敢講出來。鄧小平在同縣委、公社和生產隊干部的座談中，明確向干部群眾說明，一九五八年以來糧食普遍減產的最主要原因是“政策問題”。他說：“我不同意你們把勞動力減少作為減產原因的第一條，主要還是政策問題，是‘一平二調’搞得大家沒有勁頭了。”后來，他結束調查回到北京后，還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到：“工農業都一樣，都是政策問題。”
通過召開各種座談會，鄧小平比較全面地掌握了順義農村面上的情況和突出問題，然后他深入各生產隊實地察看。他先察看了生產落后的蘆正卷生產隊。這個生產隊生產條件不好，人均年收入僅四十二元，其中還有百分之三十是從別的生產隊平調來的。鄧小平對縣委和當地干部說：“像蘆正卷這樣的村必須扶植它。”縣裡要拿出一些錢，公社再從工業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幫助他們打兩眼機井，既解決社員的吃水問題，還可以開幾十畝園田。他說，這些隊各有各的困難，各村有各村的特點，要“克服平均主義，要幫助這些窮隊自力更生長志氣，幫助他們找門路，增加社員收入，改變面貌”。在工業搞得比較好的牛欄山公社，他聽說這個公社一年的工業純收益就達到六十萬元，佔整個公社純收入的五分之一，非常贊賞地說：“公社這一點很有前途。社有經濟無論如何不能丟掉。這是社會主義經濟。”
十七日，正逢農歷三月初三的廟會，鄧小平參觀了順義縣城關和牛欄山公社的集市。他看到集市沒有什麼東西可買，商品非常單調，就向縣委負責人提出，手工業都變成社辦工業到底好不好？過去的經濟組織有什麼利弊，哪些需要恢復？這些問題需要研究。他要求縣委搞個供銷社的試點。二十一日，他又就促進農村手工業發展的問題召開座談會。在會上，他指出：“手工業行業，人數、品種、數量，比過去少得多了。社員使用的小農具、日用品缺得很厲害，社員的收入也減少了。”他說：“眼睛要看著五億農民，要看到北京三十多萬農村人口，要組織起來發展生產。”“把手工業、家庭副業統統都恢復起來，品種要多樣。先搞主要的人民群眾急需的、有原料有勞力的手工業和副業。物品增加了，市場活躍了，收入增多了，自由市場價格也就穩定了，人心安定，政治影響也好。”他指示縣委：現在最要緊的是先確定幾個人把機構搞起來，把供銷、手工業專管起來，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抓，先抓柳編、荊編、編席等主要傳統行業的生產，同時還要把做豆腐、豆腐絲、老豆腐、油餅、油條等手工業以及社員家庭副業都發展起來，增加市場上買賣的品種和數量，把農村集市繁榮起來。
要離開順義了，在四月二十日召開的縣委匯報會上，鄧小平根據兩個星期來調查了解到的情況，就公社規模問題、基本核算單位問題、“三定三包”和分配“三七開”、超產購留比例、食堂等問題，對順義縣委的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見。他指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趕快把基本核算單位定下來，小隊和小隊，社員和社員，都不要拉平，要多產多賣多留多吃。把“三定”、“三七開”也分別搞一些不同類型的典型，讓群眾去選擇，然后很快定下來。一定要實行定額包工、多勞多得、按工分獎勵糧食等辦法，提高社員勞動的積極性。還要建立公社民主管理制度，解決公社領導的民主作風和黨委領導方法等問題。
四月二十二日，鄧小平結束在順義的調查，回到北京。五月十日，他和彭真就順義、懷柔調查的情況，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一個調查報告。報告中說：
“根據我們直接領導的五個調查組（在順義、懷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組，在北京近郊和各縣一個多月調查的情況來看，貫徹執行十二條、六十條指示的結果，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進一步全面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對於供給制，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三包一獎、評工記分，食堂，所有制等問題的措施，還需要加以改進，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調查報告就當時農村工作的七個主要問題，系統地概括他們所了解到的情況，並且提出了看法和意見。
一是，關於調整社隊規模問題。當時，根據“六十條”草案的精神，北京近郊和各縣對社隊規模都作了調整，社隊規模普遍減小，生產隊下面還建立了作業組，實行責任制。調查報告肯定說：社隊規模減小以后，“使農民心裡有了底，社員對於社隊可以比過去‘看得見、抓得住、管得了、信得過’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二是，關於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問題。這是當時干部和群眾最關心的問題，調查報告提出：“對國家征購后的余糧，大隊、生產隊不宜留得多了，應該把絕大部分按勞動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給社員，鼓勵他們像經營自留地一樣，在集體經營的土地上精耕細作、積極施肥。”
三是，關於供給制問題。當時，農村相當多社隊實行三七開的供給制。調查報告指出：這“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它不僅使勞動力多、勞動好的人吃虧，也不能適當解決五保戶和困難戶的問題”。提出“廢除三七開的供給制，隻對五保戶生活和困難戶補助部分實行供給”，這樣，可以大大提高勞動分值，更好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四是，關於“三包一獎”和評工記分制度問題。調查報告援引典型調查的材料說明，“三包一獎”和評工記分制度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這一制度及其他措施實行的結果是，社員“勞動積極性和勞動效率顯著提高”。
五是，關於食堂問題。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六十條”草案尚未確定停辦食堂，而是規定“在一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積極辦好公共食堂”。調查報告指出：“看來，吃不吃食堂的問題比較復雜，不能像供給制一樣，一刀兩斷地下決心。尤其要走群眾路線，讓社員慢慢考慮、好好討論，完全根據群眾自願，他自己感到怎樣合算就怎樣辦。”同時還指出：“今后，要辦食堂的，一般應當把食堂的經濟核算同生產隊分開，即把生產隊的分配和社員的生活消費分開。食堂不要大了，應辦小型的，或者是自願結合的。”
六是，關於耕畜和農具的所有制問題。當時在很多地方農村，農具歸生產隊所有，認識已比較統一﹔但對耕畜是歸生產大隊所有還是歸生產隊所有，意見不一致。調查報告根據調查的情況提出：“看來，耕畜歸生產隊所有比較有利，這樣可以加強社員對牲畜的愛護，減少牲畜死亡，同時繁殖也會較快。”
七是，關於供銷社和手工業、家庭副業問題。自一九五六年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農村手工業、家庭副業就已經被大大抑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展以后幾乎被完全取締。五十年代初興辦起來的農村供銷社，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也停辦了。調查報告明確提出：“對手工業和家庭副業，必須大力恢復和發展。”“為了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家庭副業，必須迅速恢復和健全供銷社的工作，為手工業、家庭副業供應原料、工具，推銷產品，組織生產。”
五月十三日，毛澤東將鄧小平和彭真的調查報告批轉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參考。這個調查報告為中共中央進一步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情況和意見、建議。
這時，在全國各地做調查研究工作的其他中央領導人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也陸續將調查材料匯報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其中包括毛澤東直接領導的調查組在湖南的調查材料。這麼豐富的材料使毛澤東感到，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修改和正式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的時機已經成熟。
四月二十四日，鄧小平陪同來訪的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凱萊齊到達杭州。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他同田家英一起起草了在五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通知要求“到會各同志利用此時對農村工作若干關鍵性的問題：食堂、糧食、供給制、三級管理、柴山、三包一獎、耕畜歸大隊小隊、一二類縣社堅決整風退賠、恢復手工業、供銷社以及其他問題，進行重點調查，切實了解情況，向群眾尋求真理，一個個得出答案，以便討論，使五月會議能比較徹底地解決問題”。
四月二十五日晚，鄧小平將《通知》稿送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即召集周恩來、鄧小平和田家英一起討論審定《通知》稿，並向他們談了他在閱看大量調查材料之后對農村工作形成的一些新的看法。他說：看來“六十條”草案有些寫法不妥當，需要修改。主要問題，一是所有制不落實，所有又有又沒有，豬、柴山、耕畜、農具、菜都有問題﹔二是食堂問題很突出，這問題是一不摸底二受騙。過去食堂提得很高，說是社會主義的心臟，就算我說的，群眾不滿意，也是今年不垮明年垮﹔三是分配實行“三七開”，在多數地方站不住，但“三包一獎”等如何搞法？要研究﹔此外，過去以為“五風”問題不大的一、二類縣社隊也有整風問題。他還說：今年要徹底解決和抓好農業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否則會影響工業。當前要緊的是認真搞好調查研究。
遵照毛澤東的談話精神，鄧小平又先后於五月三日和十日兩次赴順義和密雲農村繼續進行調查。
原定於五月十五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因為有些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要求多做幾天調查工作而推遲。在會議准備期間，鄧小平根據調查的情況，向毛澤東建議在會議討論通過農業“六十條”草案的同時，還討論通過關於手工業、商業和林業的幾個文件。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這一建議。
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共中央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繼這年三月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之后召開的又一次重要會議，對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具有重要意義。由於絕大多數與會者在會前深入農村、工廠做了比較細致的調查研究，對這幾年工作中出現的錯誤和存在問題，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討論和修改“六十條”草案非常順利。特別是在全黨困惑了幾個月的供給制和食堂等問題上，很快取得一致認識。通過修改“六十條”草案，堅決取消了大多數農民群眾反對的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確定人民公社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會議也順利通過了旨在盡快恢復、活躍和發展城鄉經濟的《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即“商業四十條”）和《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手工業三十五條”）。
這時出現了嚴重的夏荒，糧食問題成為會議重點討論的問題之一。五月二十八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一九六一年第三、四季度和一九六二年度的糧食安排。
三十一日，中央工作會議又召開一次全體會議，專門討論糧食問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等都作了發言。會議提出解決糧食困難的有效辦法是在兩年內壓縮城市人口二千萬，一九六一年壓縮一千萬。
鄧小平在發言中由糧食問題談了他對調整整個國民經濟的看法，提出調整國民經濟不能用“打補丁”的辦法，而是要有“通盤考慮”，“採取一些根本步驟”，特別要擺正農輕重的關系，加強輕工業和農業，要壓縮城市人口。他說：
“我們總的估計應該是這樣，三年來毛病出的很大，問題相當多﹔但也應該說，我們做了很多好事情，各方面都有一些積極因素。”“從去年北戴河會議起到今天將近一年，我們用打補丁的辦法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涉及規模、速度這樣一系列帶有重大性質的原則問題，看來打補丁是不行的。”“今天各方面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糧食問題是很緊迫的”，“現在是否還可以用前一時期的辦法來解決今天的問題？我看不行了”，“如果再照那個辦法，三年調整肯定是不行，對這些問題沒有通盤考慮是不行的。”“從糧食問題上反映出來的問題，不止是糧食問題，實際上是農輕重問題，是重工業速度問題。要加以調整和填平補齊，把力量用到輕工業和農業方面來。”“如果現在不採取一些根本步驟，糧食問題就不能解決，而且會一年比一年緊張。”“每一個工業部門、事業部門，包括學校、機關，不要想在幾年之內一下子搞得很快。”“現在不拿出二千萬人不行，不關一部分工廠不行，不關一部分學校不行，不關一部分機關也不行。”
鄧小平對調整國民經濟富有戰略眼光，態度斬釘截鐵。
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即使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全黨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認識，仍然是有限的，沒有從根本上觸及黨的指導思想問題。毛澤東還是認為，總的路線和方針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缺乏正確的具體的政策。他說：“這跟我們缺乏一套具體的政策也有關系。革命隻有總口號、總路線，而沒有具體的政策，那是不行的。”“我國的情況，總的說來是好的，但不是沒有缺點、錯誤和困難。這就是要把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制定出來，根據群眾的意見制定出來，以教育群眾和干部，這些困難就可以克服。”因此，毛澤東從一九六○年下半年開始抓具體政策的制定，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抓農村工作具體政策的制定上，而將制定城市工作的具體政策主要交給鄧小平等做。城市工作的具體政策，除了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所通過的“商業四十條”和“手工業三十五條”等條例外，還有“工業七十條”和“高教六十條”。
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從一九六○年底就開始醞釀制定城市工作主要是工業企業工作條例，李富春等在北京陸續做了一系列調查和准備工作。廣州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回到北京后，鄧小平於三月二十七日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工作安排時，又提出：“‘農業六十條’是中央搞的，工業方面也要拿出若干條。”參加會議的書記處成員李雪峰問道：“怎麼搞，以工業為主，還是以企業為主？”他認為“以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