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9月26日09:55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王建雙，1936年12月生，福建翔安人。曾任福建省輕工業廳副廳長、廳長，1987年任廈門市委書記，1990年任福建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1993年任省政府常務副省長，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03年任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9年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陳 思 黃 珊
採訪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訪，2019年8月29日再訪
採訪地點：福州芳沁園，福州西湖大酒店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期間，您任廈門市委書記，那時他給您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王建雙：1987年1月，我到廈門市任市委書記，第一次見到習近平同志。那時候他30歲出頭，一年半之前從河北省正定縣來廈門任市委常委、副市長。由於他是中央領導同志的子女，有些人就有顧慮——他會不會盛氣凌人、居高臨下？他會不會有優越感？辦特區，有很多舊體制要打破，有很多舊機制也需要轉換，他這麼年輕，到底敢不敢碰這些舊體制、舊機制呢？所以很多人一開始對他保持一種觀望的態度。
但通過接觸，習近平同志為人平實可親的風范、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很快使大家打消了之前的顧慮。我那時剛剛上任，對廈門的具體情況還在調研、探索階段。在與市委班子成員交談過程中，我感到習近平同志的戰略思維能力非常突出，他的一些戰略思考當時給我的啟發很大，印象很深刻，現在還記憶猶新。
辦經濟特區要解決的問題和矛盾很多，但其中有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一是制定一個發展戰略來引領經濟特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二是對體制機制進行改革，以適應經濟特區發展的需要。習近平同志抓這兩件大事，在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探索和實踐上花了大量心血，也顯示出他非凡的組織領導才能。
採訪組：請您詳細談談習近平同志制定廈門發展戰略的思路和過程。
王建雙：1986年8月，廈門成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著重研究1985—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市委安排習近平同志抓這件事。他認為，要制定出一個能夠引領特區健康發展的戰略，必須組織全國有關的專家學者、高校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進行系統的研究。他把這個課題分為21個專題，邀請中國社科院、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廈門大學等單位分別承擔，有100多人參與研究。他還親自帶領課題組的同志到北京，向於光遠、劉國光等專家學者請教，請劉國光同志來廈門調研指導。此外，他還帶領課題組的同志到新加坡考察辦自由港的經驗。
我到廈門工作后，跟正在主抓戰略研究的習近平同志作了一些交談。他說：“辦特區大家都有積極性，你也想做，他也想做。我們辦特區沒有經驗，但是戰略方面的幾個大問題，我們必須搞清楚，必須有一個通盤的考慮，一個清晰的發展思路。”“從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來看，世界經濟重心會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廈門歷史上就是太平洋西岸很重要的港口，廈門的發展就要和當前的這個經濟發展趨勢契合起來，在這個基礎上考慮和制定戰略。”我感覺他說得非常好。
他還對大家講，廈門的發展戰略應該從幾個方面來考慮：第一，要弄清楚中央為什麼要在廈門辦特區，這是戰略定位問題。第二，要弄清楚我們辦特區的有利條件。第三，要弄清楚我們的戰略指導思想。第四，要考慮清楚我們要採取什麼樣的發展模式。第五，發展模式明確了以后，我們的發展目標怎麼定，應該有一個總體安排。目標定出來以后，要分階段地發展，要選擇重點，不是全面出擊，而是要一步一步向前推進。最后，就是制定戰略對策。
在制定戰略過程中，習近平同志的邏輯非常清楚，思維定位也很准確，他讓科研人員和實際工作者相結合，深入調查和反復論証相結合，定量測算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緊密構建了一個系統工程，很好地完成了《1985—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研究任務。1988年3月召開論証會，有50多個單位和14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論証。
《1985—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是我國經濟特區最早編制的15年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是廈門發展的總體設計，提出的戰略指導思想、發展模式、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實施對策，為廈門經濟特區發展指明了方向，保証了廈門經濟特區建設和發展沿著中央指定的方向健康前進。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個規劃確實對廈門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提出的一些思路到今天也是先進的。
採訪組：廈門成為計劃單列市經歷了一個什麼樣的過程？習近平同志在當中做了哪些具體工作？
王建雙：中央批准廈門為計劃單列市，是體制的重大改革，這牽涉到中央、省、市三級經濟管理權限的重新調整，也牽涉到財政收入分配的全面調整。這其中矛盾重重，有非常多的利益糾葛，還有各種極其繁瑣的問題。盡管計劃單列工作是一件千辛萬苦的事情，但習近平同志抓得很出色。
1988年，市裡成立計劃單列辦公室，習近平同志全面負責計劃單列的各項工作。他從基數劃轉、理順關系入手，組織了9個專業組、105個單位350多人的工作班子，進行極其認真細致艱苦的工作，整個過程中出現過許多矛盾。習近平同志同班子裡的幾位領導反復研究如何處理好各類矛盾，認為要把握好幾個重要原則。
第一，協調要充分。經濟管理權限的重新分配，涉及的部門很多。廈門有20多個重要部門，在計劃單列之后，工作職責和管轄范圍都有所調整。這就牽扯到一些問題，你多管一點還是少管一點，多收一點還是少收一點，這些問題盤根錯節。解決這些矛盾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因為大家看法不一致，都從自己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需要處理好上下左右的關系。這項工作沒有捷徑可走。習近平同志認真去做工作，通過反復協調和協商，一點一點逐步取得進展，慢慢形成一個統一的看法。
第二，要有全局觀。習近平同志給各單位的同志們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讓我很感動。他說：“我們廈門要實行計劃單列，要充分地向省和中央去反映我們遇到的問題，這是必然的。但是，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我們去考慮，在全國、全省的棋盤當中，廈門只是其中的一顆棋子，我們要有一個全盤觀念。該反映問題，我們要反映，但是我們要從全局去考慮，不能隻堅持自己的看法。”全局觀念這一點，習近平同志把握得很好，所以矛盾處理得很妥善。
第三，家底要透明。廈門計劃單列工作具體該如何做？到底怎麼做好我們自身的工作？習近平同志強調，發展基數要調查得非常清楚准確，不能有半點含糊。他說：“我們的家底要透明，千萬不能遮遮掩掩的。”這樣重新分配的時候，才能做到通盤統籌，有可靠依據。
第四，眼光要長遠。習近平同志要求各部門的領導干部不能單純就事論事，更不要隻看眼前利益，要有長遠的眼光。
經過一年多努力，習近平同志同班子的同志們排除各種困難，推動廈門的計劃單列市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廈門計劃單列以后，發展優先權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廈門原來是福建省9個地市之一，配備的是地市一級的管理班子，權限小，束縛多，許多事情想做做不成，極大束縛了特區發展。計劃單列之后，中央出台文件，賦予廈門副省級的管理權限。廈門可以直接和財政部結算，自己還可以單獨設立金庫。也就是說，廈門自己有多少錢，可以自己計劃著花。
第二，計劃單列之后，廈門得以逐漸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把握大原則基礎上，怎麼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就怎麼改。這樣一來，上層建筑得到了優化，體制對發展的束縛減少了，很多生產要素就能夠重新進行高效配置，經濟發展就有了很大活力，廈門發展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計劃單列之后，廈門作為副省級單位，可以參加中央的一些會議，直接了解中央的意圖、方針、部署，這使整個領導班子的決策能力和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也極大激發了大家去開拓創新。
這三個核心問題的解決，就等於為廈門經濟特區的建設插上了翅膀。
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廈門成為計劃單列市這兩件大事抓完以后，我對習近平同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感到他戰略思維非常強，是一個干大事的人。他思考問題都是從廈門的實際出發，不是“拍腦袋決策”。廈門非常需要他這樣的實干家來破解發展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和障礙。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破解廈門發展障礙過程中提出了哪些重要觀點？採取了哪些具體舉措？
王建雙：辦經濟特區，要打破很多舊體制，要轉換很多舊機制，改革力度有多大，阻力相應就會有多大。就這個問題，習近平同志跟我們交流過很多次。他說：“老城市辦特區存在三個障礙，第一，傳統的經濟體制障礙﹔第二，傳統的政治體制障礙﹔第三，保守僵化的思想觀念障礙。這三個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的手腳就會被捆住，難以前進。”如何破解這三大障礙，習近平同志在探索當中逐漸形成了七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並且一一付諸實踐。
第一，關於廈門經濟特區要走什麼樣的道路。他說廈門經濟特區的發展要靠改革開放，要大力發展對台關系，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分工和交換，廈門隻能走這條道路。他在與我們交談中，多次談到這個觀點。
第二，廈門必須積極開展外引內聯。對外要引進台資、僑資、國際資金，對內要聯絡內地的有關地市和企業。隻有這樣，才能更好更快地“擠”入國際市場。他深刻認識到，發展特區絕不可“閉門造車”，必須與國際接軌。
第三，要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特殊貢獻。他在制定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過程中做了很多調查。他說，為什麼我們要講為祖國統一作特殊貢獻呢？一是從人口因素看，台灣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由福建遷過去的或福建人的后裔，福建人要到台灣去，大多數是從廈門港到台灣，所以歷來廈門就有對台“人文交流橋梁”之說。二是從歷史因素看，在清朝初期，台灣和廈門是一個行政區，叫做台廈道。三是從人文風俗習慣看，廈門和台灣的風俗習慣是相同的，很多從台灣來到廈門的人，都能很快融入廈門的生活。我們要對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特殊貢獻，核心問題是爭取民心。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廈門所具有的這三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是其他地方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們必須全方位地做工作，不是某一個方面，而是要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做工作，也包括將來的基礎設施等。隻有這樣，我們才能作出特殊貢獻。習近平同志對民心問題的考慮，我們都很認同。現在每年6月在廈門舉辦的以“民間性、草根性、廣泛性”為定位，以“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為主題的海峽論壇，吸引了台灣一大批人來參加，既包括基層的鄉裡長，也包括國民黨高層領導，還包括民進黨裡的一些人。這一活動之所以能一直堅持做下來，是與習近平同志倡導的民心觀念緊密相關的。
第四，廈門特區的經濟總體結構必須轉換，要建立新的運行機制和制度。他通過多次調查了解到，廈門市老企業的產值佔整個工業總產值的80%，貢獻的財政稅收佔90%，如果這個龐大的經濟體不轉換機制的話，特區根本沒有辦法富起來。對此，他有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改造機制，切入點要從改造老企業入手。那麼，該怎麼切入呢？他說：“大企業要實行股份制，小企業要實行外引內聯，通過兼並組成小企業集團，多層次地來轉換這個機制。”現在聽來，這種觀點好像也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但在30多年前那種環境下，能提出這個觀點是相當不容易的。當時他還提出另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如果有外資進來，也可以摻到我們的企業中去，把這個機制激活。
第五，要抓好廈門的城市建設。習近平同志來廈門時，廈門因為多年來一直是前線，沒有什麼城市建設，但他很樂觀。他認為，雖然我們受了損失，但是也得利，給我們留了一個好做文章的空間，發展潛力很大。他在做戰略研究的時候提出，城市建設，規劃先行，廈門總體要形成一個“眾星拱月”般的城市結構，以老城區、鼓浪嶼為中心，星星在島外，包括集美、海滄、同安、杏林，根據不同的產業分工，把這個中心拱起來。廈門的城市建設一直沿著這樣一個規劃思路在做。2010年，他視察廈門的時候，再次提到了眾星拱月式的城市建設，還說：“你們要把外面幾個星星擦得更亮一點。”
第六，要造就一支適合特區建設和發展的人才隊伍。當時，廈門雖然文化事業水平比較高，但是人才比較缺乏，特別是缺少現代企業管理、金融、建筑方面的人才。怎麼辦？他講了兩個方面。第一，要多層次、多途徑並舉，大力開發人才。第二，要建立一種有利於人才流動、人才選拔、人才使用的機制。這一觀點一直在引導著廈門經濟特區的建設。在全方位、多層次開發人才觀點的引導下，整個廈門市的學習氛圍非常濃厚，基本上晚飯以后，道路上的人很少，大家都去學習班“充電”去了，因為辦特區，有很多新的東西需要學習。
第七，要朝著“小政府、大社會”這樣一個目標進行改革。20多個政府部委辦部門要轉換機制，該由企業、社會辦的事情，政府部門要放權讓他們自己來辦。這樣一來，政府機制轉化就慢慢做成了。他的這一觀點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簡政放權”。
習近平同志能鮮明提出這些觀點，勇於打破保守僵化的思想觀念，是非常可貴的。這些觀點在當時都具有相當大的突破性，而且都是從廈門實際出發，最終都形成了具體的舉措，大大推動了廈門的開放與發展。
採訪組：在您看來，廈門精神在習近平同志身上有哪些具體體現？
王建雙：對於廈門精神，我所領會的是：傳統的海洋文化造就了廈門開放包容的精神，而改革開放又賦予廈門博大的胸懷與奮進的熱情。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期間，深深地融入了這座城市，為廈門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同時，在這座城市的發展中，習近平同志的治理理念也得以付諸實踐並不斷豐富。
廈門精神在習近平同志身上有著充分的體現。我認為主要是兩條：第一，他主張走出去、看世界。他多次強調：“我們不要關在門裡搞特區，而是要出去考察，把人家好的經驗帶回來。”他的視野很寬，不是局限一國一省一市，而是希望吸收借鑒國際上的好經驗以發展自己。第二，他善於廣交朋友，深交朋友。
關於習近平同志廣交朋友、深交朋友，我了解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1993年，福建省成立富閩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是習近平同志親自推動成立的，資金是由塚本幸司先生捐贈的。塚本幸司先生在接受採訪時曾談起他與習近平同志交往的經過。那是1991年5月，習近平同志訪問日本，塚本幸司先生請他到家中做客，但是塚本幸司先生的夫人，受當時日本社會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負面宣傳的影響，對中國共產黨還是有一定排斥的。她沒有想到丈夫會把一個共產黨員請到家裡來做客，感到很吃驚、很緊張。當38歲的習近平同志走進家門時，塚本幸司夫人看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