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術界關於九一八事變與二戰起源的最新論証

1931年日本蓄意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點燃了世界法西斯對外侵略戰爭的第一場戰火。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與德意軸心國集團瓜分世界的第一步，從那時起，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世界人民的敵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在冷戰的影響與西方中心論的主導下，西方學界看不到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即便如此，他們在討論二戰時也無法忽視九一八事變。這一點以英國軍事史家李德·哈特最為典型。在1970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一書中，他寫道，“（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越過波蘭邊界前進……兩天后，英法參戰，又一場歐洲大戰就此發動——而且終於發展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在論及中國戰場時，他又稱，“從1931年起，日本人就積極地擴大其在亞洲大陸上的地盤……結果引起了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日本侵略者最終深深陷入游擊戰而不能自拔……自從1931年起……（到1941年）日本除了自動放棄其侵略政策之外，就隻有坐以待亡”。李德·哈特的論述表明，離開九一八事變，二戰的起源便不清不楚。很顯然，西方中心論主導下的二戰傳統敘事邏輯不能自洽。

由於各種原因，西方學界這種自相矛盾的論述一直到北京奧運會后方有明顯改觀。2009年，李德·哈特的后輩、英國軍事史家安德魯·羅伯茨批評過去西方學界弱化甚至忽視中國戰場地位的做法，明確指出：自1931年9月以來，日本一直在進行著殘酷的侵華戰爭。中國在整個戰爭期間牽制了日本約一半的作戰力量，使他們無法在其他地區作戰，為盟軍作出了巨大且未得到回報的貢獻，而這是盟國分配資源時將中國排在最后的情況下取得的。書中不止一次提到，作為一條主要戰線，中國使日本陷入長期沖突，為盟軍獲勝作出“極具意義的貢獻”。羅伯茨雖沒有直接說明九一八事變是二戰的起點，但他的論述已經非常接近這一點。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埃文·莫茲利致力於撰寫一部二戰新歷史，展示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如何挑戰舊秩序並在各地區分別行使權力。2011年，該書問世，在他看來，亞洲戰爭與歐洲戰爭的起源有許多共同之處，九一八事變是國際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標志著日本對1919年巴黎和會所確立的戰后全球秩序的強烈挑戰。全球很少有地區像中國東北那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地緣政治中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侵略不僅摧毀了中日關系，而且也破壞了日本與美英等國和平共處的可能。這一事件發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顯示了全球不穩定的局勢並不限於歐洲。在莫茲利看來，九一八事變與二戰的起源密切相關。他糾正了已有認知的一個誤區，強調日本對世界的威脅一點也不亞於納粹德國。日本代表了當時亞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它不像德國那樣經歷過裁軍，而是一直在壯大中。因為中國抗戰爆發在前，西方學界過去所強調的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事件，不過是已有全球沖突的一個節點而已。

2013年，美國版《二戰指南》出版。雖然西方中心論仍然是該書的主軸，但在論述中國戰場時，該書不自覺地承認其二戰主戰場的地位。相關表述如“亞洲與太平洋戰爭是半個世紀以來競爭殖民地和資源的高潮。這也是一場為主導亞洲大陸而進行的戰爭，以中國為戰利品和主要戰場之一”。而中國頑強抗戰，拒絕投降，迫使日本進行兩線作戰，一方面對抗西方盟國，另一方面主力被牽制在中國，否則這些部隊本可用於威脅印度，或增援菲律賓和太平洋的日本陣地。日本首先破壞了凡爾賽協定，於1931年9月侵略中國東北、繼而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很快，日本便退出了本應遏制成員國任何擴張行為的國際聯盟，成為第一個主動退出的大國。在該書的另一篇文章中，入江昭批評西方學界常常無視中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角色，認為中國在美日戰爭的起源中佔據了至關重要的位置，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必須追溯到1931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對國際聯盟的蔑視。這些事實都間接指向了中國作為東方主戰場的特質，以及九一八事變對於二戰的特殊意義。

2015年適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劍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應運而生。該書採用跨國視角，由全球近80位知名歷史學家撰寫，提供了對二戰的全面分析，是二戰史學術研究繞不開的一套經典叢書。該書深刻地指出，長期以來，中國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角色在西方被忽視、低估或誤解。在二戰起點方面，該書亦有所突破。英國牛津大學的理查德·博斯沃思和倫敦國王學院的約瑟夫·馬約洛跳脫西方傳統的二戰時間線基調，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槍很可能是在1931年9月的奉天（沈陽）附近打響的，日本對國際現狀的挑戰，為日后法西斯集團對世界和平構成更大威脅開了惡劣的先例。

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裡，西方二戰史研究加速向全球敘事階段邁進，九一八事變的重要性得到進一步強調。長期在美工作的英國二戰史家安德魯·布坎南明確指出二戰始於1931年，並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觀點：首先，就戰爭本身而言，二戰是一系列地區性戰爭與革命交織而成，亞洲是二戰的主要戰場，它在規模上足以與其他戰場相媲美，在時間上比其他戰場更為長久和復雜﹔其次，長期戰爭是大蕭條的直接產物，而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顯然是受到大蕭條的驅動，即日本需要確保本國經濟的自給自足，以獨立於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將1931年作為二戰的起點是合適的。

兩年后，英國二戰史名家理查德·奧弗裡出版《鮮血與廢墟》一書。這部體現了其40余年研究功力的著作在國際學界贏得廣泛關注。他在序言中明確指出，二戰的傳統時間邊界不再適用。戰爭始於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中國，並於1945年之后的10年裡在中國、東南亞、東歐和中東逐漸平息，這一時間框架的選擇與布坎南並無二致。這場全球性沖突之所以形成，是因為當時由英法主導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將地區性戰爭匯合在一起。日本、意大利和德國正是在這種秩序下產生了擴張野心，並欲取英法而代之。因此，亞太地區不是二戰的陪襯，亞洲戰爭及其結果在塑造戰后世界的重要性方面並不亞於歐洲戰爭。作者反復強調應將1931年九一八事變作為二戰的起點，主要原因在於，其一，它發生在大蕭條災難深重之時，是用暴力創造又一個帝國秩序的第一步，開啟了帝國擴張的時代。其二，中國戰場的規模最大、付出代價最甚。這一觀點比其2015年主編的《牛津插圖二戰史》有關中日戰爭的論述更進一步。

2023年出版的《牛津二戰手冊》重新審視了作為全球戰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該書開篇在邏輯上否定了傳統看法：過去人們認為二戰始於1939年9月1日，波蘭遭到入侵標志著一戰后國際秩序的失敗。然而，20世紀30年代中日戰爭的爆發已經標志了該秩序的失敗。如果西方大國在九一八事變后採取果斷行動，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相反，西方列強顯然忽視或未能理解九一八事變的影響，從而鑄成巨大的悲劇。美國學者泰迪·烏德裡克斯在2024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全球史》中涉及九一八事變的內容多達5頁。他認為，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是一場拙劣的表演，日本利用該事件吞並中國東北，系同墨索裡尼進軍羅馬，希特勒執掌德國政權相提並論的標志性事件，它們共同促成三國走向戰爭之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保羅·張伯林在2025年出版的《焦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史》一書中稱，九一八事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導火索。大蕭條所引發的動蕩最終促使德國、意大利與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積極籌劃，試圖在已然擁擠的地緣政治格局中開辟自己的殖民空間。三國的帝國擴張野心最終促成舊有秩序的瓦解。盡管當時沒人意識到這一點，但事實則是，日本蓄意破壞南滿鐵路，將中國拖入長達14年的戰爭，點燃了即將席卷全球的戰火。

如今，在全球敘事的影響下，西方學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為，二戰始於日本1931年9月發動的侵華戰爭。西方史觀轉變的原因在於，首先，冷戰結束后，西方學界逐漸認識到，忽視中國抗戰經歷，就不可能准確理解二戰的起源與發生，相關檔案資料的開放也為西方認識中國抗戰提供了契機﹔其次，經濟全球化與多極化的發展，使全球敘事深入人心，而方德萬、拉納·米特等人引領的中國抗戰研究新浪潮，有力地推進了二戰全球敘事對歐美中心論的糾正﹔最后，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日益提升，促使西方從過去特別是二戰歷史中理解中國在國際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根本而言，中國的崛起促使國際學界正視其在二戰中的重要角色，並給予應有評價，從而糾正以歐美為中心的二戰史觀。

（作者：張士偉，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